30年前，一個香港女孩背井離鄉，只身來到澳大利亞求學。彼時的墨爾本還沒有今日的滿眼繁華，走在空曠的馬路上，她不知如何是好。起初，面對完全陌生的異國生活，她沒有親人可以依靠，沒有朋友可以交流，只有每天流淚。

30年后，她已經是墨爾本知名的語言治療師，本地華人社群中的活躍人士，但是她更著名的身份是維州自由黨的一員，前任州長的華人事務特別顧問，在十幾家本地華文媒體為州長撰文解釋政策。她就是Gladys Liu，廖嬋娥女士。

初來澳大利亞時，廖嬋娥非常不適應。彼時她遠離家人朋友，遠離熟悉的社交圈，好比一株植物被帶離了扎根的土壤，挪到陌生的土地生活，回想起那段歲月，她連用了三個“非常”來形容那時的困難。“那時非常非常困難，非常，當時頭十天每天都在，問自己我到底是不是真的要留在這邊，每天都哭，”然而廖嬋娥并沒有允許自己沉浸在這樣的情緒中太久。她迅速調整了自己的心態，重新出發。“墨爾本那時已經有很多的留學生了。我看在眼里，就想，那么多留學生他們都可以，為什么我不可以？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事，我都應該做得到的，那我就留下來了。”

這一留就留到了今天。廖嬋娥從如今的La Trobe大學語言治療專業畢業，再一路成長為墨爾本最知名的語言治療師之一。十八年后，廖嬋娥已經把自己當做了一個澳洲人，徹底地融入了當地的社交圈。盡管每隔幾年就參加大選，她卻從未有過從政的想法。直到有一天，她的朋友忽然邀請她加入自由黨。

起初只是抱著試試看的想法，廖嬋娥參加了一些自由黨的活動，結果卻一下發現了前所未知的新天地。她被政黨工作吸引，并積極投身其中。“我當時學習了很多新知識，想要與華人社區分享，于是給一些報紙寫專欄，把政策介紹給華人社群，這就引起了我們的黨領袖Ted Ballieu百魯先生的注意，后來他就邀請我來為他工作，”廖嬋娥回憶，“其實我一開始并沒有特別的要去從政的想法。就是很自然地做好自己的事，然后自然而然地走到了這一步。”

2008年，廖嬋娥放棄自己的語言治療工作，成為維州州長的特別助理，協助州長處理有關華人的事務。在廖嬋娥的不懈努力和推動下，時任州長百魯不僅參加華社舉辦的各種活動，而且還在多家中文報紙上開設州長專欄，基本上每周都及時向華人通告州政府的施政情況。這一傳統如今已經被推廣開，維州許多政界人士如今都在利用各個渠道與華人溝通。

從1850年開始，就有華人開始移民到澳洲，發展到今天，在澳洲華人已有大約110萬，成為第一大少數民族，但公民參政議政意識還不足，無論是在澳洲的經濟、政治還是其他領域的領導層，卻都缺少華人面孔，這和華人在澳洲的人數、智慧、財富是不相匹配的。

某個在澳洲的意大利社團，二十年間從澳洲政府得到了1億4千500萬澳幣的撥款支援。而人數六倍于意大利移民的華人移民，在澳洲這二十年間，卻獨自發展得很艱苦。在維州議會，有六位意大利裔議員，在兩黨都有他們的聲音；而黎巴嫩族裔也有3名議員。而人口數倍于這兩個族裔的華人在眾議院僅有一位議員。這和整個華人族裔在澳洲人口的比例，是嚴重不成正比的。這種針對華人社群的不平等，就是所謂的bamboo ceiling 竹子天花板。

廖嬋娥認為，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其實有很多。在她看來，澳洲政府此前的白澳政策導致華人與澳洲基本絕緣。直到20世紀60年代至今才有大量的華人移民前來。而剛來的移民立足未穩，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，往往以謀生或者完成學業為首要目標，從而忽視其他事情。

“參政議政不是為了個人，而是為了社會。如果連自己的事情都搞不定，怎么去關注社會？”廖嬋娥坦言。然而許多華人此后明明已經在澳洲安了家，卻依然沒有參政議政的想法，對此，廖嬋娥認為是由于他們缺少為國家奉獻的觀念。“有一些人已經安頓下來了，他們卻沒有這個想法。為什么要為他人做事？”廖嬋娥感慨，“他們一直沒有這個概念，沒有這個意識要為這個社會這個國家來做一點事，沒有真正地融入社會，了解主流人群的想法。”

廖嬋娥認為，每個人的所作所為，別人都看在眼里，記在心里。如果華人沒有意愿與本地人溝通交流，也沒有意愿將澳洲建設的更好，那么自然沒有人愿意接納華裔加入澳洲政界。這也是她眼中華裔無法突破bamboo ceiling的原因。“其實這個竹子天花板之類的詞語有什么用呢？我覺得還是做實事，真正的用行動來做一些事情。讓所有人覺得選一個華裔澳大利亞人出來是為了整體國家利益，不是單單為了華人利益的，”廖嬋娥說，“這樣別人才愿意選你做議員。”

記者手記：與廖嬋娥的對話進展很順利。比如說，她對澳洲、香港移民與大陸新移民的了解十分深入，口才極好，思路也很敏捷。拍攝結束以后，她會主動和劇組的每一個人，從主持到編導到攝像，一一握手表示感謝。她說自己性格堅毅執著，但我們更多地感受到的是一個謙虛親和的廖嬋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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