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人們有這樣一種傳統觀念,那就是相較于英國和美國等國家,在澳大利亞更容易出人頭地。不過,一份研究報告顯示,現在在澳大利亞,普通人“逆襲”也變得越來越不容易。
澳大利亞聯邦議員安德魯?雷參與撰寫的一份報告,利用1870年以來的罕見的姓氏和大學畢業生數據,追蹤并研究了澳大利亞社會流動問題。報告所展示出的代際社會流動現象,否定了一種存在已久的傳統觀念——在澳大利亞更容易出人頭地,“成功”的機會是英國或者美國的兩倍那么多。
這份研究整合了1870年至1899年間的悉尼和墨爾本大學畢業生中最罕見的姓氏,然后結合1903年以來的選民記錄,來判斷擁有這些姓氏的選民的社會地位。結果顯示,擁有罕見姓氏的人比普通姓氏的人更容易獲得精英崗位。
甚至有來自悉尼和墨爾本的大學數據稱,就算是在今時今日,姓氏罕見的人士比普通姓氏的人士獲得大學學位的可能性要高76%,他們中成為醫生的概率也比普通人高28%。
報告的結論是,澳大利亞社會地位的代際相關性非常高,高達0.7。這一比例和英國以及美國的情況類似。
社會地位代際相關性達到0.7意味著,祖輩和父輩的社會地位決定了一半后代的社會地位,而這樣的高相關性在過去100多年保持穩定。
用安德魯?雷的話來說:“我們發現,也許一些蘋果會掉得很遠,但它們有滾回去的傾向。也就是說,一位富裕的祖父可能有個貧窮的兒子,但他的孫子輩最終的社會地位仍然接近祖父。”
所以說,到底還是拼什么都趕不上拼爹、拼爺?澳大利亞社會也是龍生龍、鳳生鳳?
早年,安德魯?雷曾經研究過父輩和子女的社會地位關系,發現“澳大利亞的社會流動性要高于美國”。
這一研究結果還被澳大利亞金融部長科爾曼引用,宣稱在澳大利亞努力工作從而獲得出人頭地的機會,可能性要大于在英國、美國、瑞士、法國、德國、日本、新西蘭和瑞典等一系列國家。
換句話說,在兩代人的范圍內,改變命運的可能性更大,不過如果多追溯幾代,就會發現澳大利亞的社會地位一般比較穩定和持續,難以改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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